赵世骏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赵世骏小楷扇面

□ 吕作用
      赵世骏（1863—1927），字声伯，号山木，江西南丰人。他青少年时志于举业，获江西学政陈宝琛赏识。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两次朝考分别列一、二等，次年候选教谕。拔贡是清朝科举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由地方选拔推荐优秀生员贡入国子监之一种。拔贡生员经过朝考，优选者可以小京官、知县用，次选者则可任教谕。光绪十六年（1890），赵世骏实授萍乡训导，但同年6月便去职。后抵福州一带任幕僚，翌年8月回江西参加乡试，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以拔贡身份，任都昌县复设教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赵世骏入京，授内阁中书，此后在京任职多年，期间担任过设于京城宣武门外的江西中学校校长。宣统元年（1909）任内阁候补侍读，次年初为内阁侍读国史馆校对本衙门，7月被选为山东济南府同知缺，正五品衔，但未实授。然而，此时清廷已是大厦将倾。
　　辛亥革命后，赵世骏学其师陈宝琛，宁成清朝遗老，不为民国重臣。他一度想在庐山隐居，又欲寓沪卖字，但最终还是被召回京师，在醇亲王府“训读王子”，担任末代皇帝溥仪胞弟溥杰的家庭教师。后来，还被召入清史馆，任校勘兼协修，但都不长久，最后在北京什刹海鬻字为生，直至终老。
　　赵世骏晚年之所以能在京城长期鬻书谋生，源于他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在圈内的名气。早在民国初年，沪上友人便为他订过一“鬻书启事”：
      “南丰赵声伯先生夙擅八法，尤精褚体。其书以雁塔、同州两《圣教》暨《房梁公碑》为宗，旁参以《孟法师》《伊阙佛龛》两碑，于中令之书可谓具体而微，薛少保后所未有也。小楷則出入于《稧序》《黄庭》《曹娥》《十三行》之间，余体亦具有渊源。向在京师，群推第一。今游沪上，闲居无事，同人怂恿，以作书为消遣。印有山木庵书润表，胪列一切，时报馆、民报社及各笺扇纸张店均可接洽。世有爱先生书者，幸勿交臂失之。”（载《申报》1912年8月3日）
      这则启事包含了许多信息，可作为今人了解赵世骏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文本。首先，指出了他书学的渊源。其最重要的渊源有两种：一种是褚遂良，另一种是“二王”，两种之中，又以褚体为主。上文中所提及的《圣教》《房梁公碑》《孟法师》《伊阙佛龛》等碑，皆为褚遂良传世名作，而《稧序》《黄庭》《曹娥》《十三行》诸帖，则是“二王”名帖。赵书以褚体为宗，参以“二王”笔意。因此，时人称他的书法“夙擅八法，尤精褚体”，而且“于中令之书可谓具体而微，薛少保后所未有也”。后人论赵世骏书，也多以“精褚体”立论。据传赵世骏书丹之杨士琦墓志，后人见之谓“睹此君书，几疑河南（褚遂良）尚在人间”，其书与褚体之关系，于此可见一斑。现存赵世骏传世墨迹流传最广的《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字形准确，笔法纯正，且韵味十足，若非比对，多疑为褚书。故论者称：“上下千年间，师禇者多多，而以赵氏置其间，堪称一等高手。”
      其次，上述启事也对赵世骏在北京书坛的名声作了很好的定位：“向在京师，群推第一”，这不仅是友人推广时的溢美之词，更是对他书法成就的一种肯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真要把清末京师书法排出个三六九，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说赵世骏的书法“群推第一”，无非说明了他获得广泛的认可，造诣极高。赵世骏在民国十数年的职业书家生涯中，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其中为人书写的碑志便有几十品。当代学者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拓本目录中，检出四十种。这些碑志的撰文或篆额不乏当时名流，比如罗振玉、陈宝琛、林纾、王闿运、樊增祥、陈三立、金城、朱益藩等，以赵世骏的书迹与名流文字合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书法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写碑志多为正书，这正是赵世骏所擅长的。在晚晴民国的书坛，能写楷书的大有人在，但绝大多数文人书法所擅长的楷书为馆阁体，略带行书笔意，而真正写唐楷的并不多。因而，赵世骏一手纯正的褚体便自然物稀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