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进在雨中停 于 2016-3-22 16:36 编辑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据济南警方初步统计，在长达5年多时间，庞某卫母女从医药公司业务员或疫苗贩子手中，低价购入流感、乙肝、狂犬病等25种人用疫苗然后加价售往湖北、安徽、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等24个省。疫苗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2013年，财新记者郭现中就拍摄完成过一组有关疫苗问题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引发过巨大反响和讨论。但是三年过去，问题依旧，悲剧也依旧在上演。对于疫苗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出现的质量问题，以及正常疫苗的不良反应问题，目前都缺乏足够的识别和补偿。这里我们重发这组报道，希望网友能有些风险防范意识，更希望卫生疾控部门能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 毒疫苗给多少家庭带来无法磨灭的伤害：
01 董梓欣，乙脑疫苗，植物人。
董梓欣，女。出生日期：2009年5月4日。采访地点：湖北荆门 。疫苗名称：A群流脑疫苗。生产企业：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所谓命运，就是你想到没想，它就自己来了。像山洪决堤，瞬间将你吞没。
这是七十多岁奶奶的感叹。
2009年5月4日，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降生在河北沙洋县的董家。“我儿子是在去安徽旅游的时候认识的孩子妈妈的。结婚后他们一直在安徽做生意，生产没多久就把孩子留给了奶奶回了安徽”，对于等待太久的奶奶来说，虽然辛苦点，但是有了这个孙辈，还是给了他们老两口莫大的寄托和快乐。
2009年12月5日，奶奶带孩子去荆门市沙洋县沈集中心卫生院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和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当时只管打，哪里在意什么疫苗哦”，结果孩子当天就开始发热，奶奶抱去村卫生所，医生认为打了疫苗都会发热，属正常反应。结果到7号孩子竟然高烧到40度，当日住进荆门市康复医院儿科，在紧接着出现抽搐后，又转至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很快就出现了脑坏死。医院直接告诉他们：脑损害不可逆转，任何治疗均不再有价值。
从医院回来，奶奶怀里的董梓欣已经不再是那个活蹦乱跳，一逗就会笑得嘎嘎响的婴儿，而是一具不再有意识，却每天还在长大的躯壳。“我们才半岁就成了植物人，你让我们这个家怎么活呦”，爷爷奶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每日以泪洗面，从安徽赶回来的父亲董永去找了当地疾控中心，结果却被直接告知与疫苗无关，鉴定都不肯给做。“孩子成这样你们都不管，老百姓都不是人么”，激愤之下，董永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那时候正值2010年全国两会要召开，地方政府闻讯后给董永打电话，“回来嘛，回来好商量，给你们做鉴定”。很快，当年3月16日，荆门市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组便出具了鉴定报告：临床上考虑为“变态反应性脑炎”，可能与接种A群流脑疫苗有关。结论是“本病例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并在当年与董家签订协议，一次赔偿三十万，但要求不得再上访。
似乎尘埃落定了。所有人都奔忙向前，只有孩子被留在了无边的黑暗里，或许，还有奶奶，“他们夫妻结婚十年，前五年都没有孩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又成了这样。我们家总要有个后人吧，我要孩子妈妈再生一个，她不肯，说怕了，要我们想办法去收养一个好了。不知道是怨我还是只是不想看见了难过，孩子出事后，她妈妈就很少回来了”，奶奶叹了口气，看了看儿子那间还挂着婚纱照的空荡荡的房间，“我们不怕累。只是我们一天天老，孩子一天天大，现在都已经快抱不动了。等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呢？”
02 卢佳润
卢佳润，女。出生日期：2009年5月25日。采访地点：河南商丘市梁园区。疫苗名称：A群流脑疫苗。
卢佳润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能挨着墙站，每天早上六点就会醒来，趴在卢卫卫脸上喊爸爸。卢卫卫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但四年前的一针疫苗让这种幸福戛然而止。
2009年12月21日上午9点，妈妈带着卢佳润去商丘市平原预防保健所打了A群流脑疫苗。回家后女儿就蔫蔫的，到了下午4点就开始哭，怎么都哄不住，过了一会就开始抽搐。平原医院的医生说可能打针吓到了吧。第二天孩子仍在抽搐，他们又去了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说可能是缺钙吧，开了些补钙的药，吃了几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看便建议他们到郑州大学一附院去，那里的专家认为是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只能先以癫痫来治疗，但抽搐依然在继续，过了一段时间，只能出院回家。
其实早在孩子开始发病的第三天，卢卫卫就找了防疫站，但人家矢口否认与疫苗有关，后来又改口说“你们是全国第一例”。2010年6月，孩子病情突然恶化，立刻送到商丘市人民医院抢救。这边医生催着要赶紧转去省城得医院保命，那边平原街道办事处派人看守不许离开，逼着去做鉴定，鉴定完才能转院。“那是他们设的一个圈套，一旦结果出来与疫苗无关，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时候就随便你去哪里闹了”，卢卫卫当时不懂，即使懂，为给孩子保命也只能听从。果然，2010年7月，在进行了半个小时鉴定后，商丘市医学会出具了鉴定报告：“本病例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当时卢卫卫家已山穷水尽了，卖掉了唯一的房子后，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在各大医院奔波看病时，他结识了一些疫苗受害家庭，其中有几个孩子都和卢佳润一样，是注射A群流脑疫苗后发病的，这让家长们迅速走到了一起。
闹也闹了，访也访了，最后还得回到地方政府这里来解决。2011年3月，卢卫卫与平原区福禄居委会签了协议，以不再上访为条件换回了12万的“救济款”。而这些钱，只支撑着给孩子看病到了2012年底，他们家又一次面临绝境。
几年下来，不但孩子毁了，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卢卫卫也变得精神恍惚。“没了工作，在朋友帮助下做了一段时间小生意，但做不来，老算错帐”。
03 张文,麻疹减毒活疫苗，音乐特长
张文，女 。出生日期：1997年4月11日。采访地址：湖北荆门市东宝区。疫苗名称：麻疹减毒活疫苗。
2013年3月27日上午10点，张德云停好了车，提着温热的早餐上了楼。蹑手蹑脚地走到女儿房间门口看了一眼，她还在睡着，已经两鬓泛白的父亲默默坐回了沙发，叹了口气。
张德云是军人出身，举手投足都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16岁的女儿张文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女儿多才多艺，身上有种男孩子似的好胜心和好奇心，玩滑板，学美声，打架子鼓，个个玩得漂亮。几年时间，就把架子鼓打到了最高级十级，自信，上进，一心想考艺术专业。”
2009年10月18日，张文跟着母亲去了荆门市疾控中心注射了麻疹疫苗，过了一个星期，张文出现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家人就觉得是感冒，25号只带着去市妇幼保健院拿了些感冒药，症状有所缓解。到了10月29日，张文突然觉得腰背很痛，而且痛感越加强烈。那时候张德云在宜昌有生意，妻子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感觉不太对劲。结果第二天张文就出现了排尿困难，住进了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ICU，这一住就是十天。
张德云去找过疾控中心反应情况，一开始疾控中心还想否认，张德云在那里拍了桌子，笔挺挺地站在那里，剑眉倒竖，怒眼圆睁，脑袋上像冒了烟，把他们吓到了。但那时候张德云精力还不在这上面，女儿从那时候起就瘫痪了，一直说浑身疼痛，‘就像在穿烧红的铁鞋”，每天生不如死，几次祈求父母放弃治疗。
到了2010年1月，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孩子一边做康复一边进高压氧舱，一点一点重新学习站立和走路。这时候，荆门市疾控中心的鉴定报告也下来了：接种麻疹减毒活疫苗导致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的可能性大。
张德云本来就打算这样过去就过去了。谁知道，厄运并未走远，到了10月份孩子又突然瘫痪了，视力只剩下0.1，几乎相当于瞎了。张德云找到医生，说“我不怕花钱，我只想要女儿。当时用上了德国产的干扰素，一直住院两个月才稳定下来，加上之前花的，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万了”。
幸好张德云做了多年生意，还有些积蓄。而疾控的赔偿在一年之后才姗姗而来，三十五万，不到他们花费的零头。钱上的花费张德云倒真没往心里去，但他在意的是女儿从此再不是从前的女儿了。出院后她身体一直虚弱，不能劳神费心，张德云就找到学校领导说我们不打算考什么大学了，请学校允许女儿每天上午不上课。而那架子鼓也早就被堆在阴暗的地下室任由灰尘去覆盖了。
04 费晶铭，甲型H1N1流感
费晶铭，女。出生日期：1992年7月26日。采访地点：江苏盐城。疫苗名称：甲型H1N1流感。
四十二岁的尤志华又一次做了母亲。看着那个柔弱白净的小生命在怀里沉睡，偶尔她会觉得有些遗憾：“要是个女孩该多好。女孩的话，我就觉得我的晶晶又回来了”。每到这时，眼泪就会又一次涌出眼眶。
她的晶晶已经走了三年了。
2009年时的费晶铭十七岁，正值花季的她，人长的高挑漂亮，成绩又好，生就一副好嗓子，学的美声，梦想是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马上要高考的她一直住校，11月16日她从学校回家，晚上咨询父母要不要打甲流疫苗，“当时孩子说网上很多这个疫苗出事的报道，她不想打了。当时我们考虑她马上要艺术考试，老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打了放心。她爸爸还跟她说，爸爸在单位也打了，没的事，打吧”。这是个让父母悔恨终生的决定。
第二天回去晶晶就在学校打了疫苗。当天晚上，她就觉得自己关节痛，还去校医务室拿了伤风止痛膏。再过了几天，身上又出现了感冒的症状，一直有低烧，吃感冒药也不见好。“老是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老是睡不够，好累啊，我还以为她是马上要考试的缘故，就劝她别太大压力了”。
12月5日，尤志华陪女儿去南京参加全国高考艺术类基础知识考试，考试结束后还在考场外拍下了留念照，这也是晶晶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时候脸胖胖的，其实已经发病了”。等到从南京回来的第二天就发现孩子眼睛有点出血，赶紧去了盐城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大惊之下的父母立刻将孩子送往条件更好的苏大附属一院治疗。当时医生告诉他们，可能唯一能治愈的办法就是换骨髓，于是从入院到到晶晶去世前，三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四次骨髓穿刺。当时尤志华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救，钱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幸运的是，3月5日尤志华被告知骨髓配型成功，晶晶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欢乐的神色，她甚至还打趣爸爸肯定是在外面养了小儿子，要不然那么低的概率竟然配上了。不幸的是，晶晶没有等到。3月8日，在做最后一次换骨髓前的穿刺，以检验所有指标的吻合度时，晶晶的生命体征突然恶化，当抢救无望时，尤志华冲进手术室，晶晶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把这里弄脏了。就在母亲哭天抢地的呼喊中，晶晶的身体渐渐的冷了。
回到盐城，尤志华不肯火化孩子的尸体，她要给自己的孩子讨个公道。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肯定懂得各种法律法规，也不是不想通过正常的渠道来维权，但是现实早在女儿去世之前就已经如一堵高墙堵死了这所有的路。“孩子刚住院几天我们就跟区疾控反应了这个事，但他们回复说没听说甲流疫苗会导致再障，根本不理会我们。后来我们去省里奔走，省里压下来市疾控才不得不说让我们递交材料，结果我们2010年2月12日上午9点传真过去材料，到了下午2点他们就做出了鉴定：偶合，与疫苗无关”。
晶晶的尸体留在殡仪馆，尤志华夫妇立刻就被接到了附近的宾馆，“其实就是软禁，当地政府怕我们去上访，派了三辆警车轮流值守。”尤志华不得已，化了妆离开宾馆，坐飞机直飞北京，到了卫生部递了材料，人家给了回执，让回去等消息。“我知道，不会有消息了。”
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会慢慢磨洗掉所有的痕迹，但尤志华的愤怒和痛苦从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过丝毫的减轻，尤其是不久之后她发现生产女儿身上所注射疫苗的江苏延申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假疫苗被勒令停产整顿之后，“生产假疫苗的厂家是如何通过审验而进入政府采购的？还有多少个家庭像我一样失去了孩子？”
今年清明，夫妻俩回了老家给孩子的坟立了块碑。那么小小的一个坟头，杂草已然快要没人了。晶晶的坟就在奶奶坟的旁边，夫妻俩长跪不起，拜托老人家替他们照顾好自己还没成年的女儿。
夕阳慢慢沉没到了坟地的尽头，暮色四合，坟地又恢复了有些恐怖的死寂。一阵风来，化为灰烬的纸钱飞舞而去，没留下一丝痕迹。
05 张俊龙
张俊龙，男。出生日期：2000年1月5日。采访地点：河南郑州市刘庄村。疫苗名称：强化麻疹疫苗。
疫苗生产厂家：兰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如果不是那一针没来由的麻疹强化疫苗，13岁的张俊龙现在都该上初中了，正是爬高上低，割草摸鱼的年纪，可是，他只能拥着厚厚的两床被子，无声地躺在郑州刘庄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如此，已经三年了。
2010年的9月15日上午，还是封丘县宜昌中学五年级学生的他和他的同学一起在学校注射了麻疹疫苗，仅仅几分钟之后，张俊龙胳膊上的注射处就起了一个疙瘩，并且很快开始发烧，老师赶紧去问了校医张四平，他说“正常反应，没事”。结果下午孩子就因为不舒服没再上学。到了第二天早上看情况没有好转就送到封丘县中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正常值为100-300），父亲张兆华头有点懵了，当天就转院去了新乡市中心医院，但在那里住院九天都没查出病因，手足无措的张兆华带着孩子去了省城，在郑州大学一附院，徐学聚医生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认为“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不能确定”。
“这个病俗称“玻璃人”，就是稍有出血就有生命危险，有一次鼻子出血，护士为了给止血拿纱布塞鼻腔竟然是把鼻梁骨都塞断才止住血。为了安全，现在只能躺着不动”，张兆华看了眼床上的孩子，张俊龙没说话，侧过脸去长长叹了口气。
仅仅几个月的治疗就花去了二十多万，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万般无奈之下，张兆华去找了卫生局，“卫生局根本不管，说疫苗不可能造成这个结果。没钱治，我儿子只能死。”于是，从2011年9月20日，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张兆华背着儿子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漫漫上访之路。
“没有钱，一开始住30块一晚上的地下旅馆。后来就只好住桥洞。那时候快两会了，家里的截访干部听说后跑到北京来给了我一万块钱让我回去，说回去给解决，然后他们就去北戴河旅游去了。等我回来又没人理我了，只好再次上访”，张兆华明知这样出远门对儿子很危险但两次还是都带了儿子去，“其实我胆子小，带了儿子他们就不敢抓我了”。
如是几次折腾，到了2012年9月5日，封丘县信访局以救济为名给了张兆华二十万，但是附着了苛刻的条件，“不许上访。每个月最多取一万，而且要县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一起去取”，但张兆华还是签了协议，“孩子救命要紧。我没有选择”。
三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破产。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在郑州待着给孩子治疗。为了省钱，最近刚刚换了这间更小的房间，一家四口挤着，挨着，数着无边无尽的未来。
06 谢俊杰，流感疫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谢俊杰，男。出生日期：2008年4月8日。采访地点：南京市六合区。
疫苗名称：流感裂解疫苗。
谢庆松就是个按时上班到点下班的普通工人，他没什么特殊爱好，也很少读书看报，甚至连上网都很少，他和他的小家庭偏居在南京市郊长江以北的一隅，简单而满足。而他5岁的孩子本也应该和周围的孩子一样，正是淘气闹事不消停的年纪，但是，他不能，他只能老实呆着，父母要时刻注意不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个有些拗口的名字如同一个隐身的魔鬼在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
这一切起源于两年前的1月17日，这个一直都按照国家强制免疫计划注射疫苗的孩子，又被父母带去附近的大厂服务中心，“看到小区贴了通告让孩子打疫苗，也没注意是打什么疫苗，那时候更不懂什么一类二类，让打就打，让交钱就交钱。大概是六十多块钱吧，反正就打了。”谢庆松说。
之后的一个月和之前的无数个月份一样，无声无息。一直到2月24日，孩子在玩耍中跌倒碰到鼻子，血流不止。不得已送到大厂医院就诊，医生大人都没怎么当回事。止血了也就回去了。但是之后的两周时间里，孩子又多次鼻子出血，且在双下肢都发现了细小的出血红点。谢庆松觉得有些不对劲了，马上送到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血常规发现血小板只有29（正常人100-300），医生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谢庆松带着孩子辗转于江苏省中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但治疗方法如初一辙，“丙球蛋白加激素。用上了血小板就升一点，不用立刻就降。我很担心激素的副作用，但是保命要紧啊。专家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孩子病情稍微稳定点后，谢庆松就去找了各级疾控反应，并要求做鉴定。2013年1月24日，南京市六合区疾控中心给出了“无法确定与接种流感裂解疫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诊断报告。谢庆松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我要申请再次鉴定，给孩子一个交代”。
孩子现在已经上了幼儿园，但是跟那么多孩子在一起磕磕碰碰是少不了的，而这对于一个血小板极低的孩子每天都无异于一次冒险，“有一次流鼻血止不住，不得不到医院去抢救。老师都吓到了。这次之后，为了让孩子上学，我不得不跟幼儿园签了免责协议”，谢庆松说。除了上学的时间，假日里他只能让孩子尽量多待在家里，住在顶楼的他们有一个小小的阁楼，谢俊杰只能和他的玩具伙伴安静地度过他的童年。
07 龚子崇,流感疫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龚子崇，男。出生日期：2011年11月30日。采访地点：安徽省芜湖市。疫苗名称：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龚建当了很多年的兵，退伍后就留在了芜湖，做点小生意，结婚生子，买车买房，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11年底，他和妻子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2012年4月23日，按照之前的预约，妻子抱着孩子去了鸠江区官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注射了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这么大年龄有个儿子不容易，也不懂什么一类二类，反正什么疫苗都打。打的时候要125块，我们想都没想就交了。别说一百多，一千多我们也一样会打，就觉得这是对孩子好。”
一周之后，妻子在个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脖子后面有红点点，然后还有些腹泻，就去当地医院检查，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竟然只剩下11个（人体正常值是100到300），这是一个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极低值。龚建吓到了，连夜就送去了南京市儿童医院，住进了ICU。医院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并很快在5月8日做了第一次骨髓穿刺。
在南京儿童医院住院时，医生曾经问过是否打过疫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医生没再往下说。就这样反反复复住院，一直大剂量的使用激素，但血小板却一直没升上来。忧心治疗的同时，龚建去了安徽省卫生厅和芜湖市疾控中心，三番五次地找，芜湖市医学会给出了“本病例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鉴定结论。诺华贸易的代理律师提出希望给四十万一次性赔偿，龚建没有接受，“谁知道孩子能不能看好，什么时候能看好，也许是一辈子的事情”。
在一次次住院和三番两次的骨髓穿刺时，这个一岁半的孩子受尽了折磨，孩子的妈妈精神接近崩溃，“有时候真想，还不如死了，死了就看不见孩子的痛苦了，每天痛苦，我无时无刻不看在眼里。死了我就解脱了。”
死神确实到来了，不过带走的不是妈妈，而是这个幼小的还在学走路的孩子。2013年4月22日凌晨，小子崇以为血小板过低导致的颅内出血去世。
08 高晨翔
高晨翔 。出生日期：2010年01月28日。采访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镇庄上村。所打疫苗：卡介苗，乙肝苗。生产厂家：不明。
高江云的家就在他上班的兴无煤矿对面的山坡上，一排六孔的窑洞是高家人在二十年前合力盖起来的。窑洞里天蓝色的墙壁，火红色的绣被，都被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晕染着显得格外明媚。29岁的高江云却愁眉不展，比之两年前见他时愈加得瘦且老了，“孩子这样了，我们这个家一辈子都只能熬着过冬了”。他说的，是在炕上只会吮吸手指，不停蠕动着发出奇怪声响的那个孩子，他翻出了出生证才记起了孩子的名字：高晨翔，一个曾寄托了这个家庭无数希望和梦想的名字。“现在叫什么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完全毁了”。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三年前的那个下午，那时候他还在省会太原开店卖太阳能热水器，也是在那个时候，和他雇佣的店员苏志清相爱并结婚。妻子怀胎十月回家生产，落地就是个七斤六量的大胖小子，一家人欢天喜地，初为人父的高江云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每周都往返于太原和柳林之间2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至今他还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的每一个细节，“2010年的4月2号下午，我正好从太原回来，刚刚吃完午饭，也是像现在一样，太阳暖烘烘的，我抱着儿子坐在炕沿的阳光里，一抬头，看到了那个给村里孩子打针的老汉背着个药箱子就来了。我们都认识他，村里现在十来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给打的针，人家都说是防疫站雇的。一共打了两针，一针卡介一针乙肝，每针收了二十块的注射费。打完没多久就发现孩子不吃奶了，以前一顿能吃一百二三（毫升），后来就不吃，还就是哭，怎么都哄不下，我们也都没怎么在意。过了半个月，忽然发现他开始抽搐，我们就带他去了山西大学附属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完就问我们是不是打过疫苗，我们说打过。他说我们只能给你按疫苗引起的痉挛治疗，但不能给你出这个结论。然而治疗了大半年也没有任何效果。后来我们就去了北京天坛医院，人家看了看孩子就说你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做了也是浪费钱，你们回家吧。”
我们不死心，从内科出来又挂了外科，心想着看能不能做手术，医生看了看，给出了一样的结论：回吧。连药也没开。
从太原回来，我们去找了吕梁的疾控中心，人家直接告诉我们说与疫苗无关，“你拿上鉴定结果我就承认，你要是让我给你做鉴定，那我们是不做，一句话就把我们挡回来了。我们能找谁？去哪找？”
日子还要一天天挨下去，为了方便给孩子治疗，高江云盘掉了太原的店，选择回到离家最近的煤矿上班，用每个月收入的三千块钱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运转。
最大的转变是孩子出事后那个长年累月扛着药箱打针的老汉再也没有出现过，村里的孩子也大都选择不再打疫苗。就算打得也被要求到镇上的防疫站。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一天天老去，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09 许译文
许译文，女。出生日期：2010年10月5日。采访地点：湖北黄冈。疫苗名称：百白破加糖丸（脊灰疫苗第三剂）。
许伟的家就在黄冈市中心的情人湖畔，一幢四层小楼，周围邻居都改建成小隔间用来出租，许伟不然，他只想给自己家人住，把每一层都用尽心思去设计，亭台楼榭，花鸟虫鱼，无一处不显示出主人对生活的在乎和用心。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长相粗犷，文化不高的退伍军人。
最多的时候天台上除了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之外，许伟还种了不下二三十种花草，听说某一种花一定要用羊粪才长的好，他会特意去四处寻了来。只是这个春天，这些花朵都因为被冷落而有些意兴阑珊。许伟没心思弄那个了，女儿的病情时刻牵挂着他的心。2011年2月21日，妻子带女儿去黄州区人民医院预防接种门诊按照强制免疫计划接种了百白破的第二针和脊灰的第三剂，5天之后突然出现发热，抽搐等症状，送至黄冈市妇幼保健院，一看病情严重当天就转至武汉的省妇幼保健院治疗，两天下了四份病危通知书。历经三家医院一个多月的治疗生命体征才得以稳定下来。但此时孩子已经脑部萎缩，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失去肢体活动能力，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为：病毒性脑病。
哪里来的没来由的脑病，根本就是疫苗造成的！许伟从一开始就确定这一点，孩子出院没多久他就找到疾控中心要求做鉴定。2011年6月14日，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专家组做出诊断：缺血缺氧性脑病，癫痫，肺炎，多脏器功能衰竭。结论是：不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一年多之后的2012年底，黄州区卫生局出面与许伟达成了三十万元的一次性补偿协议。
“我肯定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我孩子看病需要很多很多钱”，拿到这笔钱后，许伟在2012年的6月和2013年的4月分别带着孩子在北京的解放军261医院做了脑干细胞移植。“效果不明显，之前也有做过的家长劝我不要去做，但是好像医学上也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只能去碰运气。”
从北京回来后，许伟又拿着之前那份补偿协议去找了律师。虽然里面有“不得再提出任何补偿费用的要求”条款，许伟也签了字，但是律师认为这是份无效协议，“有失法理上的公平和对等。”于是，2013年5月9日，许伟又将生产疫苗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告上法庭。但是，刚刚开庭没几天，就听到了山西疫苗受害家长尚彩玲历经多年后还是与疫苗厂家达成庭外和解的消息，而被告同样是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好像还没有哪个家庭打赢过官司，但是我还是愿意去试试”，已经快三岁的许译文拱在许伟的怀里，模糊地叫了声“爸爸”，这让他脸上顿时绽放了幸福的神色，“为了孩子，自己的和别人的”。
10 孙舒晴,麻疹疫苗。现智力低下，身体停止发育
孙舒晴，女。出生日期： 2007年8月13日。采访地点：山东省临清市。疫苗品种：麻疹疫苗。生产厂家：不明。
2013年3月5日，已经6岁的孙舒晴第一天去幼儿园上学。下午四点放学回来，妈妈看孩子满脸笑容这才暗暗的放了心，赶忙切开早已准备好的西瓜放在桌子上，看着小姑娘咕叽咕叽一口气吃完。“西瓜现在两块多一斤呢，但孩子爱吃，就买给她，总比吃药花钱少”，妈妈叹了口气，去厨房打开了炉子，一会的功夫，浓郁的中药的味道就在院子里蔓延开来。
三年前的9月12日，山东临清市郊区沙窝屯村贴出了让所有孩子都要去打强化麻疹疫苗的通知，妈妈就带了孩子去第四人民医院打了。回来后第十天发现孩子身上出现了红疹样的出血点，惊慌失措的妈妈赶紧带去了医院，抽血化验时发现孩子的血小板已经接近极低值。赶紧就是激素配合丙球蛋白提升血小板，“一针丙球600多，那时候找了关系能便宜点，一次买一万块钱的，却也撑不了几天”。血小板很快升上来了，但激素一减就立刻下去，爸爸孙海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激素的剂量太大了。11月，夫妻俩带孩子去了北京，在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医生诊断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但是私下里医生暗示说可能是疫苗造成的，“他们说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类似病例”，这时候孙海明才如梦方醒。
就这样在北京一直治疗了大半年，但是因为骨髓已经几乎失去造血功能，孩子的生命只能靠每周输一次血和血小板来维持，“输一次两千多，钱像流水一样花”。很快孙家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2011年8月不得不从北京回到临清，那时候孙明海才腾出时间来专门找当地的疾控中心，不久之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专家组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患儿孙舒晴所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与接种麻疹减毒活疫苗有关。
“疾控中心自己鉴定自己，他们说没证据你就无话可说，难道要我一个老百姓去找直接证据么。我只知道，我本来健康活泼的女儿打完针就成了这个样子”，孙海明不肯接受这样的论断，“不断跑省厅，去了压下来，再找市卫生局，去一次他们就给几千块，去一次给几千，完全像是施舍。可是孩子看病等着花钱，我还不能不要”，孙海明觉得屈辱，他想给孩子一个说法。
长期大剂量的激素治疗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六岁的孩子还停留在打疫苗前的身高，“就没长过，邻居家两岁多的孩子都比她高了。别是不长了吧”，看着身体出现了明显侏儒化趋势的孩子，孙海明又有了新的忧虑。而此时，不肯喝中药的孙舒晴正把纷乱的色彩一层一层地涂在了墙上，夕阳，慢慢从那个小小的窗户沉下去了。
11 秦春浩,糖丸受害者，下肢瘫痪，现每周两次针灸防止肌肉萎缩
秦春浩，男。出生日期：2004年3月16日。采访地点：山东聊城。疫苗名称：糖丸。生产厂家：云南昆明生物制品研究所
2006年元旦过后，快两岁的秦春浩已经不是个省心的孩子了，一眼看不住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妈妈揪住他去了北馆陶卫生院按照计划服用了最后一粒糖丸。结果几天之后就出现发烧，呕吐等现象，等到这一切过去，夫妻俩意外地发现，孩子的两条腿不会动了！在省内四处求医无果，那个年都没过完，夫妻俩就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在儿童医院专家给出的诊断为“类脊灰”。
医学上对脊髓灰质炎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几乎所有的糖丸后遗症患者都只能去做各种理疗，并祈求运气的降临。那时候妻子带着孩子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每天凌晨5点就要在儿童医院门口排队等待针灸，然后再去按摩医院按摩，下午再返回儿童医院做水疗，PT和肌兴奋的训练，就这样坚持了整整四年。而丈夫秦梅峰一边还要待在老家做生意赚钱以支撑孩子的治疗费用，一边还要找各级疾控做鉴定维权。几年下来，才拿到了县，市，省三级鉴定，结论都是“服苗者相关病例”。也凭借着这三级鉴定，根据2011年山东省卫生厅和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山东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的通知》的评级，秦梅峰拿到了超过一百万的补偿，这在糖丸受害者圈里已经算成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
“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每一次鉴定结果都来得极其艰难。跑卫生部上访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中间还被北京市西城区拘留所拘留了5天。一开始还害怕，反倒是那次拘留之后不怕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孩子都残废了我还有什么怕的”。
转眼七年过去了。现在秦春浩已经上学了，两条腿都穿上护具后可以一瘸一拐地走。“一开始同学都喊他瘸子，他死活都不肯再去上学。好在我孩子生性善良，成绩又好，在学校再没有人欺负他了”。虽然如此，孩子还是对自己的双腿很敏感，每次爸爸送他上学，到了校门口他都会要求“帮我把裤腿拉好，同学们都说我按了假肢”。
“他现在还小，很多东西还不懂。真正艰难的还在后面，读书，就业，找媳妇，都很现实很残酷。而且我从没觉得自己胜利了，如果可能，我原意拿十倍的钱来换回孩子的一双好腿，但是，可能么？不过钱多一点，孩子将来就多一点保障罢了。没有谁是胜利者。但就目前而言，似乎也只能这样了”，老秦重重叹了口气。
12 方沁怡
方沁怡，女。出生日期：2011年2月11日。采访地点：浙江 桐庐县。疫苗品种：卡介苗。生产厂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方灶群是典型的浙江人，人长的细净，说话也慢声细气，透着一种文雅。自己是小学教师，妻子是医院护士，加起来收入并不高，但“还好那时候一工作就借钱买了房子，要是现在我们那点钱想都别想”。婚后他们很快有了孩子，又添置了一辆车，三口之家本应安逸而幸福的。
2011年 3月21日，他们带着孩子在桐庐妇幼保健院打了卡介苗，“卡介本应在出生24小时之内打的，不过我儿女早产一个月，打疫苗也相应推迟了一个月”，方灶群说。到了5月底，一次给孩子洗澡时发现腋下淋巴肿大，作为护士的妻子马上反应给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继续观察，应该没什么大事。结果到了7月份淋巴肿大已经有鸡蛋大小了，并很快肿大处出现了吓人的溃烂，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杭州，在市红十字医院进行了腋下溃烂清创手术。就在他们夫妇刚刚松了口气的时候，出院没过多久，右边腋下又出现了肿大和溃烂，不得已他们在当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做了第二次手术切除坏死淋巴组织。但是这次手术之后溃烂处一直无法愈合，不断流脓，一直到2012年的5月才得以愈合。
在不断奔波治疗的同时，方灶群也不断地找疾控中心要求鉴定。当年的9月30日，桐庐县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做出了“接种卡介苗后淋巴结严重反应”的结论，并给出了三级丙等的伤残鉴定。方灶群认可这个鉴定结果，但不接受这个伤残定级，“按照浙江省的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办法，三级丙等最多能够拿到十几万的补偿，而我们到现在花出去都有这么多了，谁知道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还会不会复发？”2012年，方灶群再次提请浙江省医学会做出伤残鉴定，2013年4月，省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将方沁怡的伤残等级提高了一等：三级乙等。
尽管依然不满意，但似乎也只能这样了。方灶群陪着小沁怡在楼下的空地玩耍，小家伙将手里的玩具娃娃甩来甩去，稍不满意就大喊大叫，“从小就住院，孩子的性格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也一直由着她，惯坏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孩子能从此健康，不再复发。”
但愿。
13 王孝然，糖丸，最小的受害者
王孝然，男。出生日期：2012年9月4日。采访地点：北京丰台。疫苗名称：糖丸（脊灰疫苗）。
每天清晨六点，21岁的丈夫王林杰就会摇醒身边20岁的妻子，打着哈欠爬起来，洗漱完毕后再用厚厚的毯子把还在酣睡中的小宝贝裹的严严实实，才从北京丰台区樊家村阴冷的地下出租屋爬到地面上，天还没有亮，抬头只能看到这个还被雾霭笼罩中庞大都市的深深浅浅的影子。刚刚下过一场雪，刺骨的寒意瞬间围拢而来，他们不由得连打几个冷战，加快了脚步，走向附近的691路公共汽车。
最顺利的时候，到达北京儿童医院也要7点多了，运气好还能在上午下班前排到给他们六个月大的儿子针灸，否则，就只能等到下午。热敷，按摩，一轮程序下来天就快黑了。一天天周而复始，转眼已经两个月了。
这一对一脸稚气的父母来自河南商丘，孩子是去你那12月在柘城县梁庄乡卫生院服过第二剂糖丸疫苗后发病，双下肢残疾。在郑州治疗后见效果不大，才抱了孩子来北京的。他们跻身在儿童医院六楼针灸科喧闹的等候大厅里并不显眼，这里每天都会有人离开，也会有更多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加入，只是在闲的无聊的时候，相邻地才会互相打听一下各自的病况并唏嘘一番。慢慢地，患者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圈子，脑瘫的，生产时肢体拽脱的，还有，吃糖丸的。他们不过是最新的受害者，也才来两个月而已，前辈们会告诉他，耐心点孩子，这不过是刚开始，他们中在北京七八年如一日的大把，而且，到最后能痊愈的也几乎没有，最多只能部分恢复而已。
这对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大孩子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他们两个是在苏州打工时认识并结婚的，婚前辛辛苦苦攒的钱早就在那场婚事中折腾个干净。孩子出事后到现在两三个月时间就花去五六万，几乎全部是借来的，“人家的治疗费都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我们是一周一周的交。明天是周五，又该交下周的了“，王林杰打开手机，把通讯录翻了一遍又合上了，愁云锁住了眉头。
他们对疫苗一无所知，现在出事了，该找谁，怎么找，走什么程序，申请怎么写更是一窍不通，像两只大森林里迷路的小兔子。而他们的宝宝，已经会在心不在焉的父母的怀里咯咯咯地笑，全然不知他即将面对的艰难人生。
注：采访过后不久，他们就结束北京治疗，返回商丘老家并做了鉴定。鉴定报告承认，他们的孩子属于糖丸疫苗异常反应。但伤残定级，索赔，康复，还有很长的要走。
14 梁嘉怡，乙脑疫苗，重症病毒性脑炎
梁嘉怡，女。出生日期：2001年7月14日。采访地点：广东江门。疫苗名称：乙型脑炎。
梁永立是个平头百姓，没什么文化，也能力平平。但他甘于自己的小日子，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经历如此之多的苦难，而且是飞来横祸。
小女儿梁嘉怡是2001年出生的，在患病前健康可爱。两岁刚过，她就成为全家的开心果，奶声奶气地唱歌，兴之所至还会跳起自创的舞蹈，谁看到了都说这孩子可爱。
2003年8月15日下午3时许，梁永立带小嘉怡到会城卫生院一门诊打第二支乙型脑炎预防针，次日凌晨，小嘉怡发起了高烧。夫妻俩连忙把孩子送到当地卫生站，打针后情况稍好。第三天，本以为没事的刘雪云带着孩子到阳西娘家探亲，谁知小嘉怡再次发热，全身还出现了抽搐症状。经阳西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后，刘雪云把孩子送到江门市中心医院儿科治疗。虽经紧急救治病情略有好转，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出院确诊为“重症病毒性脑炎”。
2004年3月1日，在新会区会城卫生院的申请之下，江门市新会区卫生局和新会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鉴定小组对小嘉怡的患病原因进行鉴定。在以上两单位出具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鉴定报告”中，认定小嘉怡所患的“重症病毒性脑炎”为“偶合疾病”，与发病前接种乙脑疫苗无关，不是“预防接种反应”，不是“接种事故”。
这样的鉴定结果，这样意识丧失不停抽搐的孩子，让梁永立一度精神恍惚，濒临崩溃。
2005年5月4日，梁永立决定孤注一掷，他要进京告”御状”,”那时我最后的希望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给孩子看病身上只有百十块钱，硬是骑着一辆破单车历时37天，穿越100多个县到达北京”，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梁永立还是有些唏嘘。
但这次艰苦旅程的终点并没有修成想象中的正果，卫生部信访办让他回去等消息，然后就再无消息。
梁永立又想到了起诉，可历经几次开庭和几年拖延后，直到2009年11月15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仍然认为各被告没有过错，仍然是出于“公平原则”补偿，只是提出：一审判定的补偿数额过低，由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补偿梁嘉怡16万元。
梁永立无法接受。这之后又是漫长地拉锯，上访，带回，再上访，再带回，进过拘留所，抓进过黑监狱。他成了当地政府的大麻烦，不久之后，他的房前屋后就多了两个摄像头。
转眼10年过去了，女儿梁嘉怡已经接近植物人的状态，四肢萎缩，只有几十斤重，每日饮食都要靠豆浆机打成汁状喂下去。在2012年江门的另外两个疫苗受害家庭与政府达成和解之后，梁永立仍然拒绝了，“几十万太少了，孩子将来怎么办？”因为照顾孩子，梁永立夫妇失业多年，全部的经济来源都是靠街头乞讨，就这样每隔几天，都会在广州的某条街道上看到这可怜的一家人。日复一日。
15 李致康
李致康，男。出生日期：2002年6月23日。采访地点：山东省临沂市。疫苗名称：甲型H1N1流感。
“我祈祷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让一切的痛苦都离我们远去，回到以前的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去，让时间倒流到2010年3月16日，把儿子身上的那针药水取回。。。。。”，这是李宝向在一份手写的申诉书上留下的文字，那一天，他的儿子李致康八岁，是临沂市蛟龙镇三株希望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本来那一天应该是和其他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早上放学，中午放学，周而复始。但那一天中午妈妈发现了儿子的不同，他第一次表现的没精打采的，一直说很累，妈妈问是上午体育课跑累了么。儿子说没有上体育课，只打了针甲流疫苗。中午孩子也少见的没有胃口，吃了几口饭就去上学了。下午回来还是没精神，妈妈摸了摸额头发现有点烫，就打电话给防疫站反应，防疫站说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是正常反应。
之后的两三天孩子一直是那样气息奄奄的样子，到了19日下午放学后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家人发现孩子的头老往一边歪，嘴唇发青，妈妈就带孩子去村卫生室输了液。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孩子突然开始口吐白沫，身体开始剧烈抽搐，连夜送到临沂市人民医院。那时候李致康就只剩下心跳而没有呼吸了，陷入了深度昏迷。只能上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体征，十几天之后，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建议他们去北京。
4月12日，李宝向花8000块包了救护车直接去了北京，进入儿童医院ICU。就这样治疗一直持续了四个月，共计花去了三十万元，李宝向不但借遍了亲戚朋友，自己妹妹甚至把房子都卖了，但是换来的只是一个大脑严重萎缩，能吃饭能走路的植物人而已。
在这期间，面临绝境的李宝向唯一的希望就是疾控能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提出了疫苗异常反应鉴定的申请。没想到这次疾控中心的效率异常的高效，在李宝向父子还在北京治疗，同时也没有看到北京的任何病历的情况下，就在5月5日，临沂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就做出了诊断：1.排除疫苗质量，储存运输和接种操作环节差错导致该病例发病。2.该儿童所患疾病为重症脑炎。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8月16日，弹尽粮绝的李宝向只能终止治疗，带着孩子返回了临沂。
“他们是自己鉴定自己，你永远没理。官司都没得打”，悲愤欲绝的李宝向面前似乎只剩下上访这一条路了。“这也是一条绝路，每次跑到卫生部，它还是要交回地方来解决，如此循环往复地踢皮球，耗到你筋疲力尽为止。”
果然，李宝向筋疲力尽了。2012年6月27日，李宝向与临沭县卫生局达成协议，接受了对方十万元的“救济”。“我觉得一定有人在黑暗中狞笑”，他不甘心，但他太需要钱。
时间滚滚向前。
16冀赟，男
冀赟。出生日期：2010年12月4日。采访地点：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富春乡。疫苗名称：糖丸（脊髓灰质炎疫苗）。
冀斌的儿子出世的时候，爷爷翻遍了字典，选了个“赟”字，寓意美好，文武双全。然而这种美好愿望仅仅维系了两个月。
2011年2月4日，孩子到富春乡防保站服用了糖丸，3月8日开始发热，家人以为是感冒，喂了退烧药烧很快就退了，但四天后又开始发热，不久还出现抽搐。3月14日孩子病情骤然加重，呼吸短促，立刻住院。3月15日高烧至38.8度，转送到菏泽市人民医院时孩子已经开始神志不清，瞳孔缩小，昏迷不醒，医生初步诊断为中毒性脑病。住院11天并无任何好转，冀斌判断这一定不是脑病，又转至济南齐鲁儿童医院，几度接到病危通知书，医院的诊断为：迟缓性瘫痪。
等到4月5日生命体征稳定下来准备出院时，孩子的四肢有三肢已经完全没有反应，面部也出现瘫痪，只能留下来继续做康复治疗。一直到这个时候，医院儿科主任私下对冀斌说，这应该属于糖丸疫苗异常反应。但此时距离第一次服用糖丸已经过去了两个月，送检的粪便里未能分离出脊灰病毒，也正因如此， 2012年9月27日，鄄城县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专家组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不能确诊为脊灰疫苗相关病例”。
对此，冀斌怒不可遏。他从不是个爱学习的人，但是孩子出事后，他买了电脑安了网线，开始一点一滴补充糖丸知识，并且加入了糖丸受害者的QQ群，跟那些维权成功的前辈学习，到现在说话已经有板有眼了，“2008年卫生部先后下发了几个文件，其中2月4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炎病例诊断依据及治疗参考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三条鉴定糖丸疫苗相关病例的标准，粪便分离出病毒只是其中一条而已，另一条是：服用活疫苗（多见于首剂服苗）后4～35天内发热，6～40天出现急性弛缓性麻痹，无明显感觉丧失，临床诊断符合脊髓灰质炎。我的孩子完全符合。可他们就不认账！”
前期抢救的花费已经有十几万了，而后期的康复更是无底洞，无奈之下冀斌选择了去北京上访，刚一住下，就被地方截访人员盯上，带了回来。但是回来后地方政府就以救济的名义给了四万，和其他的疫苗受害家庭一样，冀斌也陷入了这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
而冀赟的情况在菏泽并不是孤例，仅仅是在他们那一个糖丸群里，就有菏泽的五个孩子，鉴定结果都是与疫苗无关。而糖丸群的群主“老吴”认为：“糖丸疫苗的伤害是有医学上的死证的，这个谁也抵赖不了”，但现实却使他持悲观态度。
转眼冀赟已经两岁半了，有两年是在济南的病房里度过，脊灰疫苗病例恢复的头两年是最关键的，但做完了这两年，孩子依然无法站立，即使穿上护具也不行。
冀斌说：走一步算一步吧。
17 王艺筱,流脑疫苗。现身体接近瘫痪，连翻身都不会。略有一点意识
王艺筱，女。出生日期：2009年5月16日。采访地点：山东省临沂市。疫苗名称：A群流脑疫苗。生产厂家：北京天坛生物制品研究所。
晚上八点，四岁的王艺筱躺在地板上的一堆玩具中间，喃喃自语，眼神飘忽地盯着天花板。奶奶在厨房忙碌，而她的爸爸妈妈正裹着军大衣拉着一车没卖掉的鱼从集市上往回赶。
北方的三月春寒料峭，到家时妈妈史玉凤已冻得全身僵硬，而比身体更冷的是她的心。她的女儿不能走路，甚至连坐也不能，只能说有限的词汇，认识有限的几个人，而抽风一直在持续地折磨这个可怜的孩子，从她八个月时到现在就没有一天停止过。
三年前的史玉凤还是一家肯德基店的店长，小夫妻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2010年3月3日，史玉凤带孩子在临沂市妇幼保健院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当晚孩子就发烧到38.5度，并开始抽搐，立刻被送到临沂市妇幼保健院治疗，诊断为重症病毒性脑炎。在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又转入临沂市人民医院治疗，半年的治疗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不得已，当年9月他们去了北京北大妇儿医院。孩子情况逐渐稳定下来，但是持续巨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已经濒临绝境，治疗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其实，史玉凤也试图寻求帮助，孩子刚发病不久史玉凤就去找了疾控中心反映了自己孩子的情况，但是没几天就拿到了临沂市兰山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专家组的鉴定结论：该患儿所患重症脑炎为偶合病例。史玉凤没有明白，特意去查了“偶合”的含义”就是生产厂家和疾控中心都没有责任，要我们自认倒霉”。
她也曾试过上访，但终究冲不破层层截访的天罗地网，更无法解决坚硬现实的逼迫，她太缺钱了，缺到了极点。2012年，她只能与临沭县卫生局签订协议，接受十万元的“救助”。“签协议那天我没有去，是我对象去的。我觉得太屈辱太难过了。”
齐冠杰，男。出生日期：2008年1月11日。采访地点：山东淄博。疫苗名称：百白破疫苗。生产厂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18齐冠杰,百白破疫苗，现为植物人
齐冠杰已经五岁多了，体重却只有三十来斤，每日蜷缩在客厅向阳处的沙发上，如同一个摆件。只有在每隔几分钟都会出现的抽搐来临时才会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声音。
“没当看到他抽的那么痛苦的时候，我都想掐死他，好让他结束这痛苦”，父亲老齐扭过脸去，抱起了还不满周岁笑意盈盈的女儿，“5年了，一直到有了这个女儿，这个家才有了点笑声，活着才有了些人味。”
老齐其实才三十来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岁。2008年6月5日，厄运毫无征兆地降临了。上午，妻子带孩子去了淄川区城区预防接种门诊按计划注射了百白破的第二针，到了下午四点孩子的小腿就出现了不由自主地抖动，老齐当即带孩子回到注射疫苗的门诊，但是到了又没发现什么异常，医生让回去观察。当晚孩子一直不停地哭闹，并在第二天在注射处出现了硬块，又抱去医院，医生还说正常，让回去贴个土豆片就好。但是硬块没有如医生预计的那样消失，隔天再次抱去医院，医生有点技穷，就说让回去找个人叫叫魂吧，也许是吓到了。
但这个时候孩子又出现了抽搐，老齐不敢再相信这些医生了，带孩子去了济南的齐鲁儿童医院，核磁共振显示，孩子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全脑萎缩！并且抽搐越来越厉害，最多的一次抽搐了二十个小时，医生都让准备后事了。孩子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但从此就成了植物人。
老齐不甘心，当年9月又带孩子去了北京，在北大妇产儿童医院住院将近一年，花去三十多万，也依然没有拉回沉向黑暗之中的孩子。但就是在这住院的时候，老齐结识了几个同样因为打疫苗出事的病友，老齐这才愈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回到淄博，他找到疾控中心要求做鉴定，一直到2009年2月5日，淄博市疾控中心才给出了一个拗口的诊断：患儿所患癫痫与接种疫苗存在时间上的关联性，无法排除与疫苗无关。
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对老齐来说是无法带来些许精神上的安慰以及经济上的赔偿的。老齐没有选择了。从此后，老齐带着孩子一次次去北京治疗，治疗的同时一边去卫生部上访，“有一段时间我就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但高墙大院，一切都像在做无用功。
到了2009年9月，国庆前夕一派热烈祥和的氛围之下，老齐一家的日子却越发艰难。当时一家人挤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给孩子看病，北京全市大清查，地方政府组织人去他们住处带人，“在胡同口看见他们的人上去了，当时正好就孩子在屋里，我和老婆还有丈母娘就跑了，住了三天的桥洞，不敢回去。孩子一直抽，他们怕出人命就把孩子送到了儿童医院。然后三天后靠手机定位找到了我们，把我们带回去了”。
回到淄博，他们并没有能回家，而是四个人被分别关了三个地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好像是在我们附近的大山里面“，一直关了八天，出来后政府这才出面跟他们谈，以医院的名义给了三十八万六千块钱，“跟我们说，就这样了，到头了。”
19 马宇轩，乙脑疫苗，植物人
马宇轩，女。出生日期：2010年10月20日。采访地点：湖南常德。现病状：植物人 。疫苗名称：乙脑。
一年前，马宇轩还在深圳，会在父母的注视下和着音乐跳舞。
一年后，马宇轩已经回到湖南常德的老家，安静地躺在婴儿床上，对这个世界再没有回应。
差别就在于一针疫苗。
2012年刚过完年，一直和姥姥待在老家的小宇轩就被日思夜想的父母接到了深圳，因为在老家时耽误了乙脑疫苗的注射，回来后没几天，2月15日，爸爸得空了就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坂田医院的杨美社康中心补上了那一针。仅仅过了6天，孩子突然开始发烧，呕吐甚至抽搐，当晚九时，孩子被送到了坂田医院。但是住院三天也没查出病因，情况也越来越糟糕，随后孩子被送到了深圳市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一度生命垂危，要靠呼吸机来维持。医院给出的诊断是：乙脑。
打了乙脑疫苗却得了乙脑，孩子爸爸第一个就想到了疫苗。然而当他们找到了深圳市疾控中心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使用的是灭活疫苗，不具备毒性。你们孩子得乙脑可能是蚊子咬的。愤怒之后马先生还是放弃了继续维权，“鉴定的专家来源也都是疾控中心，像我孩子这样，他们会说是偶合，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
2012年6月，当一切治疗手段用尽以后，医院劝他们不要治了。孩子被悄然送回了湖南老家。“我养到一岁半，走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再送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接受！”，孩子姥姥以泪洗面，每天在帮孩子喂饭，擦洗的时候都会一遍遍呼唤：醒来啊，娃娃，醒来，走哦，姥姥带你去做摇摇车去。
孩子从没有过回应，只是偶尔会睁眼，茫然的看着窗口的小小天空，那里，有云飘过，有鸟飞过。
20 卢晓康
卢晓康，男。出生日期：1993年8月18日。采访地点：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亳城镇。所注射疫苗：乙脑。
刘凤琴用了十年才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1999年5月9日，她带着当时6岁的孩子去了村里的卫生所注射了乙脑疫苗。仅仅三个小时之后，孩子便开始发烧，呕吐继而出现抽搐，在内黄县人民医院治疗六天之后不见好转后又送到安阳市人民医院，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从此之后，那个“领导来幼儿园视察，带着大红花在队伍前面又蹦又跳的聪明孩子”失去了意识，失去了语言，伴随着不间断的抽搐走入了无边的黑暗。
刘凤琴痛不欲生。但这个农村的家庭妇女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去要一个理，“什么都不懂啊，那时候只知道打防疫针，连疫苗这个词也是后来才学来的。眼前一抹黑”。第一个她就去找了村医李现有，李现有一句话就把刘凤琴噎住了，“又不是打了你们一家，咋人家都没事就你们有事？”情绪激动的刘凤琴甚至把粪水泼了李一身；之后去找防疫站，人家用的是同一句话就把刘凤琴打发了。这句话在刘凤琴的心里徘徊了十年，是啊，为什么人家都没事呢？
伴随着晓康病情的日渐加重，和周围乡亲邻里的奚落，刘凤琴一家越来越封闭起来，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生活似乎就这样了，她要认命了。
2009年的时候，刘凤琴第一次接触到网络，这个大字都写不了几个的女人摸索着学会了上网，渐渐地接触到越来越多同病相怜的人，她这才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原来其他地方还有那么多和她一样的受害者，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怒和对孩子的愧疚让她选择了上访。2010年六月，她带着孩子和来自全国的一些疫苗受害者家长聚集到北京卫生部门前讨要说法，在其中一个家长被保安抓进大院后失踪后，他们选择了购买铁链把大家系在一起，“要抓就一起抓吧”。这个在当时轰动一时的举动也没给刘凤琴带来她想要的结果，卫生部信访办不过是下文督促地方核实解决。很快，在2011年1月12日，安阳市疾控中心就做出了“诊断意见”，结论是：一。癫痫。二。遗传代谢性疾病？根本没有提及卢晓康的“病毒性脑炎”从何而来，以及是否与疫苗相关。
刘凤琴没有再要求做鉴定，“我根本不相信那些人，做了也是白做”。之后她和丈夫又带孩子去了北京看病，医生说根本没有好转的可能。“我们年龄都大了，血压又高去次北京回来累的都病一场，周围的亲戚都劝我们别去找了，就算到最后国家认了，给你几万块钱，搭上自己的命更不值得。自己有时候也想放弃，可是每次看到孩子抽搐的时候，我觉得放弃了太对不起孩子”。
卢晓康已经整整二十岁了，在农村现在都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可能是因为之前治疗时大量服用激素导致现在看起来一直还是六七岁孩子的样子。而刘凤琴夫妇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他们不能不考虑未来，“等女儿出嫁了，我们也快不行了的时候，就找个好地方旅游，弄上点农药一喝，谁也不拖累，让孩子跟我们走。”
21 易世华
易世华，女。出生日期：1995年9月2日。采访地点：河南郑州。疫苗名称：A+C流脑。
易文龙本来在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经营着一家小加油站，自给有余，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他的女儿易世华聪明伶俐，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2006年时还是临汾市新华中学43班的学生，12月8日上午校医在讲台上给所有孩子排队注射了流脑（A+C）疫苗，噩梦从此开始。几天之后，易文龙发现女儿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先是本来伶俐的她思维突然变得迟钝，紧接着胡言乱语，逻辑不清，再之后就突然昏倒了。
易文龙放下一切，带着女儿先后在镇医疗所、临汾市人民医院、太原市儿童医院一路治疗过去，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加严重，等到了北京301医院治疗时，女儿已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等到一个月后孩子醒来时，已经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曾至爱的宝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孩子从北京一回来，易文龙就向卫生局递交了鉴定申请，他以为事实这么清楚应该很快就有个说法了，然而现实却比他之前想象的要坎坷的多，“后天才知道，比登天还难”。
申请递交上去历经一年都没有消息，到了年底临汾卫生局以技术力量达不到，此病以少见为由，把鉴定推到了山西省卫生厅。又是几个月过去还是不见动静，易文龙只好自己跑了太原卫生厅催问，那时适逢5.12汶川地震，主管此事的冯处长竟告诉他专家们支援汶川灾区去了，让再等等，说会“尽快安排”。
但这之后，依然石沉大海，易文龙坐不住了，他选择了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太原的迎泽区法院在收下易文龙律师递交的诉讼状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却既也不立案，也不驳回。
一直到2008年8月23日省疾控中心才通知易文龙带孩子去做鉴定，在鉴定会上，一肚子怒火的易文龙质问卫生厅的官员：“我女儿出院都一年半了，第二次住院都出院好几个月了，为什么现在在做鉴定？等你们的补偿费人早死了，我们家庭条件还算好的，那些穷困点的家庭等补偿能等来吗”？
现场默然。三个月后，易文龙拿到鉴定书，前面那么多字他直接跳过，只看到结论是：偶合。
易文龙要疯了。
鉴定是偶合，控告是不受理，他还能怎么样。这个曾经入伍三年的老兵内心的血性被点燃了。他又一次去了北京，不过这次不是给女儿看病，而是去上访。
2010年7月19日，易文龙和来自全国的其他9位家长同样在卫生部门口上访请愿。因为恐惧再发生被地方截访人员抓走的事情，他们用铁链将自己捆绑在一起，站在卫生部门口，并高唱国歌期望引起部长的关注。“部长没有来，却来了四十多个警察”。
一个月后再去卫生部时，很快被一帮黑保安关押在久敬庄，第二天易文龙夫妇被山西当地驻京办的四位工作人员接回洪洞县并被拘留10天。
离开看守所后易文龙再去北京，然后再被接回，如是几次的拉锯后，政府和易文龙一样也精疲力尽。就这样，2010年11月30日，万安镇政府与易文龙签订协议，“甲方（镇政府）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决定对易文龙家庭予以借款救助，使乙方早日安心生活，发家致富，不再纠缠疫苗一事”，58万，这就是全部。“我并不缺这点钱，三四年时间我赚的都不止这点。只是我累了，我只想过正常的生活”。
女儿易世华的病一直反复，到了2009年才停了药。老易让女儿自费在郑州读一所医学专科，“哪怕知道点常识也好，才不那么容易受害”。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激素导致身体肥胖，成绩也跟不上，在同学里有些形单影只。“还是不能想事，经常癔症，生活一团混乱”，对于过去三年的事情很多她已经不记得了，“忘记就忘记吧”。
22方赞鸿
方赞鸿。出生日期：2008年8月21日。采访地点：广州市新市。疫苗名称：甲型H1N1流感。
时间倒回到六年前，那时候小晴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幸福小女人，自己在三元里卖化妆品，认识了附近卖烟的潮阳老乡方武伟，在他的爱情攻势下，小晴坠入了爱河。虽然两个人收入不高，但似乎也足以支撑起她对幸福对未来卑微的想象了。
时间倒回到五年前，他们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健康漂亮的宝宝，而且，是个男孩子！这一点尤其对于潮汕一带的人是有多美满啊。小晴不工作了，专心在家带孩子，丈夫方武伟也开始在附近的手机店打工，工作更加卖力了。
时间倒回到三年前，2010年3月16日，那时候的小赞鸿已经会跑了，每次一说妈妈要出门，他总是立刻兴奋地跑到门口去，开着门等妈妈。走在街上，听到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会跟着扭起了屁股。小晴例行带着孩子去了附近的新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时候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打，但打什么疫苗都没注意过，稀里糊涂的”。3月17日凌晨，天还没亮，孩子突然就开始呕吐，身体软绵绵的，小晴夫妇立刻把孩子送去了广大妇幼保健院，诊断为感染性腹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且很快住进了ICU。等到一周后准备出院时，发现孩子双下肢乏力，老是摔倒。又抱去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病后虚弱，过几天养养再看看。可是回去后仍旧不见好转，再次抱去医院，医生又说可能是缺钙吧，开了些补钙的药品，吃了二十天仍旧没有效果，这次做了脑电图，医生发现了些异常。当天转院去了广州儿童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发现了脑部两块“基底节区异常信号”，住院21天，没有什么效果，再次转院去了南方医院，做了一个月的高压氧，病情反而有所加重，最后送去了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了激素治疗，孩子这次慢慢稳定下来，但是，也是从那时候起，孩子再也不会站立再也不会喊爸爸妈妈了。
这一切对于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小家庭无异于晴天霹雳。钱花完了，孩子毁了，找谁去？“其实从发病的第一天起我就确定是疫苗造成的。没有别的原因，我的宝宝平时连感冒都没有的，怎么忽然就躺那不能动了，除了疫苗我想不起来别的。我们在广州看遍了各大医院，有好几个医生都认为是“疫苗变态反应””小晴说。再加上当时广州的电视台也报道了几例类似的打甲流出事的事件是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方武伟中断了工作开始往疾控中心和卫生局跑，一直到2010年9月17日，广州市卫生局做出了“与疫苗接种无关”的诊断报告。这让方武伟夫妇根本无法接受。“那与什么有关，你总得告诉我把，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毁了么？
时间过去了三年，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而孩子的治疗还要继续，这让这个全部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家庭濒临崩溃。不得已，他们只能搬到一个更小的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里去。去年，他们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占去了小晴太多的精力，而5岁的小赞鸿只能终日坐在一辆婴儿车里对着一方12英寸的小电视渡过他漫长的下半生。
23 陈逸卓
陈逸卓，男。出生日期：1997年11月17日。采访地点：河南郑州。疫苗名称：甲型H1N1流感。所患症状：狼疮性肾炎。
也许，记忆就是用来被磨洗的，深深浅浅，终归不留一丝痕迹。只是这个遗忘的过程，短到一瞬，长到一生。
“陈逸卓都走了快三年了”，只是那么轻轻的一声喟叹，“人生真荒凉啊。我爱的，我有的，一样一样都没了”，焦素芳的眼泪慢慢流过了脸颊。
焦素芳是河南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本来有个让人艳羡的家，老公质朴善良，刚刚投资百万开了家饭店，孩子阳光帅气，读书又好，车房都有，吃喝不愁，一切看起来红红火火。只是一针疫苗，所有的东西都如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2010年的五月，她的孩子陈逸卓在学校里打了一支甲流疫苗，恶魔就开始在他的体内潜滋暗长。“一开始只是发现孩子脸胖了，我们都还打趣他。后来他一直说累，放学回了家就想躺着。我们不让，每天晚饭后还逼着他跟我们去楼下散步”，焦素芳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胖，是浮肿。7月1日住进了郑州的医院，情况时好时坏，8月2日又转院去了北京，诊断为狼疮性肾炎。“也许就像你走在街上，周围那么多的人，突然一个重物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把你砸晕。你无从躲闪，也无法避开。我能做的，就是躺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疼痛消失，等着自己慢慢清醒”，这是当时焦素芳写在空间里的日志。
在北京治疗的日子里，因为缺钱，老公不得已转让掉了生意红火的饭店，“头天交了三万五，一个晚上就没了”。懂事的孩子会在做梦时都自责：“都怪我还爸爸卖掉了饭店”，清醒时会忍着剧痛安慰父母：“人生病多正常啊，你哭什么呀！”在病房里他们都强颜欢笑的夫妻俩一回到租住的地下旅馆，在黑暗里，常常抱头痛哭，“那几个月，一直用刀在我的心上一遍遍地刺，剜，揉来搓去。老天就是用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让我明白，原来那种远的仿佛小说电影里才有的劫难，也会发生到我的身上。”
到了11月，孩子的病情逐渐恶化，备受折磨的陈逸卓跟父母要求回家，他想在家里过自己的生日，也许那时他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然而一回到郑州，病情就变得难以控制，隔日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用上了有创呼吸机。已经不能说话的陈逸卓只能用笔和父母交流，“生日蛋糕，可乐，水果”，生日蛋糕他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拼音写的。父母早已备好了放在病房外，通过护士告诉孩子，只等他拿掉呼吸机就可以享用他的生日蛋糕了。
陈逸卓终于还是没有机会吃到他的蛋糕。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重，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清醒的时候，备受痛苦煎熬的陈逸卓又用笔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安眠药。
11月22日，陈逸卓在刚刚度过他第13个生日之后的第五天，走了。
“一切都结束了”，这是焦素芳在孩子去世的第二天写在空间里的一句话，伴随孩子一起死去的还有她的心。
一直到现在，她从没有去找过疾控，“去世前是忙着看病，去世后又想着孩子都没了，找他们就算要到点钱又有什么意义呢。”直到去年底，他们又有了一个漂亮健康的男孩子，焦素芳觉得是他的孩子又回来了，她的生命才又恢复了色彩，“我会给他加倍的爱”。
2013年5月1日，山东济宁市，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家庭的一次聚会中，孩子们在麦田里拍下了这张合影。十个孩子中有九个是因为服用糖丸（脊髓灰质炎疫苗）后出现肢体的残疾，如果不借助假肢，他们将终生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即使是糖丸这样的具有不可排除性的明显病例，受害家长们的维权之路也十分艰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被当地疾控中心认可为疫苗相关伤害。（从左到右：山东菏泽李文亚，山东菏泽徐长涛，山东菏泽张子骞，山东济宁乔元波，中黄衣山东济宁李雨薇，中上山东济宁张逢，山东章丘张淙铬，山东菏泽冀谟，山东菏泽王圆圆，山东菏泽冯和）
疫苗之殇
潜藏风险
自古以来，传染病就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是疫苗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疫苗是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它有效地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捍卫着个体和公众的健康。
但疫苗本身毕竟是高风险的生物制品，尽管疫苗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仍然没有国家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尤其是在中国，在近几年频频见诸报端的疫苗事件背后，是人们对疫苗安全越来越深的忧虑。
“出问题最主要就是两点：生产环节的疫苗质量和流通环节的冷链保存”，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所谓疫苗质量就是指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我们的很多疫苗一直在原地踏步，还在使用西方国家淘汰很多年的技术。中国的一类疫苗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把持和垄断。这些研究所本来都是政府下面的研究机构，1987年市场化以后成为国有企业，但是还是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每年的所谓招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疾控中心，卫生部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来价格，按订单生产。其目的就是实现统一价格，分片而治，避免在内部实现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所以也根本上谈不到优胜劣汰机制，所谓采购前的招标都不过是走个过场”，陈涛安介绍说。
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2010年两会上的发言，也从侧面部分印证了这一论断：“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这番话在当时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很多人，而在一年之后的云南调研时，王宇又有了另一番表态：“目前疫苗的新技术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运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 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
这是来自疾控中心最权威的论断，从这简单的几句话里也基本反应了中国疫苗生产行业的现状。
中国疫苗生产企业有48家，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但我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上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
“王宇说的还是客气的，可能远不止三十年，很多疫苗还在使用六十年代的技术”，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观点更惊人，“最主要的差距在人才。起码在免疫学领域我们给人才的待遇，空间都不行，自己培养起来的留也留不住，流失非常严重，可能国外的研究所一个博士后就给你拉走了。免疫学是基础学科，而基础研究短期内是很难有产出的，中国在科研领域实行的是项目制，有项目才有钱，但有项目就要有成果，太急功近利。生物医学中免疫学是最核心的，别的你学可能也能学个样子出来，比如我们的航母，你拉过来修理下也有个航母的样子了，但是免疫学你学样子是没用的，西方的核心技术对我们是保密的。机制不改人才就留不住，留不住人才你很难有质的进步。” 说到疫苗技术的更新，王月丹举了糖丸这个最典型的例子。“一类疫苗中我们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比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而在国外十几年前就全面淘汰了这种疫苗，改成了灭活疫苗。当然灭活疫苗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成本高昂，免疫时间短等，但是起码在安全性上要好太多。尤其是糖丸，如果能有所改进，比如第一剂改为灭活疫苗，或者最起码你能回头把用了几十年的毒株重新优化一下，减低它的毒性，每年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发生”。
所谓减毒疫苗，灭毒疫苗是目前常用疫苗里最主要的两个大类。减毒活疫苗是用弱毒或无毒，接种于人体后，在适当的组织系统中有限度或短暂地增殖，类似一次轻型的人工自然感染过程，从而引起与传染病相类似的免疫应答，但不会发病。减毒活疫苗在人体内作用时间长，所需接种的次数少，可以产生比较牢固的免疫力。但是减毒活疫苗可以继续在人体内复制生长，因此一些有免疫缺陷或体质较弱的人群在接种这类疫苗后可能无法控制这些活疫苗的复制，从而引起严重的，甚至致命的不良反应。
据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糖丸异常反应率为百万分之一，但因为要服用四剂，实际上相当于25万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脊灰疫苗一旦发生异常反应是无药可治的，每年都会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肢体残疾的孩子。很多年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他们多年不断地奔走和抗议之后，卫生部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在2008年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做好脊灰疫苗相关病例的鉴定，赔偿和后期保障问题。
“多联疫苗在技术上我们很多还是有难度。但是就单一疫苗而言，实际上，我们一类疫苗里的所有种类的减毒疫苗都改成灭活疫苗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成本，“要知道我们的一类疫苗里政府采购价有的只有1.8元，这实际上太低了。我认为应该把一类疫苗的采购价提高些，给这些企业利润，它才好升级工艺和再投入。而二类疫苗反而要设立上限。有的疫苗，尤其是进口品种，价格贵的离谱。” 对此，陈涛安还是有不同意见：“政府采购定价低只是一个方面，你提高了价格他的质量也未必上得来，一类疫苗实际上是垄断经营，没有竞争，要换成灭活疫苗他就需要更新生产线，要淘汰落后产能，但是他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供不应求，怎么会有改变的动力。二类疫苗市场也只是部分放开。虽然国外公司占了近50%的市场份额，但是加了很高的关税和各种管理和物流的成本，价格高的吓人，实际消费的人群很小，很难对他们形成冲击。这样长时间没有改进和创新，往后看很可怕。” 而在良莠不齐的二类疫苗市场，质量就更加难以保证，这几年接连曝出的江苏延申疫苗造假事件，大连金港安迪的疫苗违法添加事件以及去年山东破获的涉及全国的非法疫苗案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如果说疫苗质量属于“天灾”，是短时期内很难改变的，那冷链系统的隐患就属于“人祸”了，虽然“山西高温疫苗事件”曝光以后，整个疾控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陈涛安还是无法乐观起来。“卫生部官员都出来表态说短暂的高温暴露不会影响到疫苗的安全性和品质，这不是拿生命当儿戏么，这个表态一出来下面就没法弄了。” 在国际上，对疫苗的运输和保持都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标准。以美国为例，规定要求疫苗装运和疫苗到货时间间隔不应大于48小时，疫苗日常储存时，冷藏室的温度应当保持在2℃－8℃，冷冻室的温度应当保持在－15℃或更低。应在冰箱中放置大瓶装的水，以便在打开冰箱门时可以保持温度不变。此外，部分疫苗在储存方面有特殊要求，例如，麻疹、风疹及腮腺炎疫苗均应避光保存，而水痘疫苗除要求避光外，尚需冷冻保存。疫苗储存场所负责人还应制定书面的紧急预案，以保证在发生断电或机械故障时，能确保疫苗的安全性。
而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也制定有关于疫苗的生产规范（国标），并且强调说疫苗的温度过高或过低，均可致使疫苗的生物特性发生变异而改变，后果是极其严重。并规定了疫苗的生产，运输，储存以及注射前的冷链温度必须要有完整和严格的温度记录。而疫苗在流通环节中最少要达八次之多，即生物制品生产线——成品储存仓——途中冷链运输——省级疾控中心的采购与监管——市级疾控中心统一的供应与储运——区县级疾控中心的储运与分发——接种医院的领用与销售——接种人员注射等。“我们国家的现状是：设备基本具备，但监管有问题，基本要靠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冷链的八个环节里前面做的还好，关键是根节点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到了地处偏远的县乡一级，根本得不到保障。”而记者的采访案例中确实也有多个反映乡村诊所及乡村医生缺乏必要的冷藏冷冻设备，“就摊在桌子上，来一个孩子打一个”，山东莒南县的张庆花说，在她的孩子出事后，乡村医生举家逃亡。
而孩子和家庭会成为这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是种没法选择也没法逃避的风险，每个家庭都要面对。你觉得国产奶粉不好可以选择进口的，你觉得马路不安全可以待在家里，但是，疫苗你必须要打，否则你的孩子连学都上不了”，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国人关注疫苗安全和疫苗伤害立法的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说。
鉴定之困
“2007年在卫生部门前，有5人一伙河南来的接访官员，因为被接家长躲避他们，接不到而着急，整天在卫生部门前溜达。后来没事就和在那里上访的我们攀谈起来，熟了以后就开始诉他们的苦。我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你们看我这五大三粗，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吧，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数一二三后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他们没有数，我替他们数到一二三，瞬间眼泪从我的眼里喷涌而出，吓得他们倒退了几步。后来更熟悉互相的故事以后我对他们说，看到真正的苦了吗？他们说知道了，我说不，你们根本看不到我的心里在流血！”这是福建的糖丸受害者家长吴霖写在糖丸群里的一段话。他的孩子1995年5月发病，走了漫长的鉴定维权之路，一直到2010年拿到98万的赔偿，历时11年。
而这几乎是所有疫苗疑似病例里的普遍现象，每一个不幸中招的家庭都在承受着孩子伤残的巨大痛苦的同时，还要面临给孩子做鉴定的各种困境和折磨。“偶合”“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等等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都使父母在维权时面临极大地困难。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过上访的经历，足以说明目前看似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及鉴定机制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亟需相应法律法规的改进出台。
“偶合反应”是最多出现在鉴定报告中的字眼。中国疾防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刘大卫曾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偶合症是指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接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或者是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正好要发病，处于潜伏期，打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所以偶合症和疫苗没有关系。”“一旦被鉴定成偶合，你就完蛋了。就是让你自认倒霉，自己承担责任”，一位受害者家长说。而“不排除”，已算是疫苗问题家庭获得的有力证词了。“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
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王月丹说。
而即使被鉴定为疫苗异常反应，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也难称坦途，卫生部就曾经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异常反应是疫苗本身固有特性引起的，是不可避免的；它既不是疫苗质量问题造成，也不是实施差错造成，各方均无过错。因此，对受种者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不是赔偿。
比鉴定结论争议更大的还是鉴定机制的设计。2008年12月1日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开始实施，里面明确规定：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
“两级医学会是怎样组成的?各专家受职于各大医院的行政上级，不正是你们卫生局和卫生厅吗?”疫苗伤害家长余同安在《鉴定办法》出台的当年就提出质疑，在他第一次疾控中心的鉴定结论为偶合后，直接就放弃了去找医学会做鉴定，“我不信任他们能给我公正的结论”。
“哪有什么随机抽取，医学会的专家也都是内定的，很多都是在疾控中心供职的专家。你比如到区县一级的，那里一共可能就那几个专家，你抽来抽去还是他们。虽然医学会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社团，但里面的专家还是供职于卫生部下属的医院和机构吧，还是摆脱不了自己鉴定自己的现实。卫生部把所有的医疗技术资源垄断了。”陈涛安说。
紧接着在2010年3月卫生部又专门下文强调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做出调查诊断结论。“那么多专家学者说的都不算，只有他们自己说了才算”，山东济宁的张武昌2010年带着吃糖丸导致残疾的孩子进京看病，“我们问医生结论，医生愣了五分钟没说话，最后一把掀了桌子，“我不能写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本身承担了大量的预防接种工作，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来牵头成立专家组，无异于自己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法官”的原理。卫生部门颁布的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家规”，显然过于有利于卫生行政部门以及作为其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而不利于对接种者的权益保护。
而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的设想很显然不符合中国现实，“比较现实的是异地鉴定，相对公平些”，这个问题在陈涛安心里盘桓了很久，“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家库，由疑似病例的家庭来随机抽取。既然疫苗异常反应是小概率事件，人数不多嘛，交通食宿的费用在财政上完全可以负担的起。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就算各地专家们没时间也可以异地视频会议鉴定嘛，看看病历就基本上清楚了。既然老百姓生命安全与政府机构发生争议，国家理应担起这个责任。”
赔偿之难
疫苗受害者家庭要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尚且如此困难，要拿到赔偿更是难上加难。现有法律法规或语焉不详或缺乏公平，政府和个人都难能满意。如何让疫苗受害者走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在2005年6月1日颁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 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这个说法很宽泛。最后一句也很要命。如果各个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办法你就没有索赔依据。前几天山西疫苗患儿尚彩玲在打了三年官司之后不得不与生产厂家以十万元和解就是个最典型的案例，因为我们山西一直没出台这个办法，厂家说你不出我没有赔偿依据。最后只能“和解”。”除山西等不多的几个省份外，近几年各省，直辖市还是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出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虽然都存在补偿数额过低的争议，但还是让疫苗受害家庭在维权索赔上的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而2008年时卫生部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也专门针对糖丸的异常反应病例联合下发《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使得糖丸病例家庭在鉴定上和赔偿上都有了质的改变。吴霖就是依据这个文件最终拿到了98万的赔偿，“八部委文件的实际作用在于，给地方政府一个模糊的赔偿依据，也给维权家长一个维权的依据。” 陈涛安就认为不应夸大这些文件的作用。“那只是个文件，是个指导性的条例。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立法”。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吴霖也承认，“当初八部委文件一直在福建省省厅压着没有下发，是我复印了拿给地方政府看的。” “这些文件里面还有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赔偿都是针对伤残以后的，而实际上，更需要的是刚刚发病时的救治”，陈涛安说“如果立了法，有法可依大家就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规定打疫苗几天之内出现异常反应的，先救治再鉴定”。
山东临沂甲流疫苗疑似病例家长李宝向在一份给政府的手写陈情书中就曾对此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那一针疫苗就像一枚核弹落到了我们家，毁了我们的孩子，也毁了我们的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疫苗百分之百的安全，也就是接种疫苗存在风险，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应该有有效的救助机制来跟进，保证受害者在救治上能及时有效的进行，而不是在判定责任追究责任上拖延，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造成严重后果”。他的孩子在发病后送到北京治疗，不久后因为没钱而不得不中断治疗，造成终生残疾。
很多人并不清楚，预防接种的伤害实际上是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尽管从群体角度来说全民免疫属于理性行为，但针对特定的个体来说，接种疫苗是净损失，因为承担了风险而得不到相应益处——在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基本消失的时候，个体基本没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不过，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可能会传播开来。因此，根据说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可供借鉴。1988年10月，《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获得通过，传统的侵权行为赔偿需要首先通过诉讼划清责任, 该计划则为针对疫苗伤害索赔特定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政府部门负责实施。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
至于赔偿的资金来源，多年一直呼吁对疫苗伤害立法的疫苗受害家长余同安做出了自己的设想：“国家每年要发出10亿剂的疫苗，只要财政对每一剂疫苗拿出一块钱补贴，成立一个基金，每年都有10亿元，用于赔偿那些出现异常反应的家庭就绰绰有余了。我们这一路走的太艰难了，希望不要再有人重复我们的悲剧。” “其实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卫生部已经调研了很久，新的《疫苗流通和管理条例》已经在制订之中。这个就是法律性质的。只是目前还没有时间表”，陈涛安透漏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文：南都记者 郭现中。2013年5月20日星期一于深圳
拍摄手记：冰山会开裂么？
引子
焦素芳是我在河南商报工作时的同事，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她负责一个专门写情感倾诉的专栏，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段或缠绵悱恻或惊心动魄的感情故事。文笔就像是她的人一样，细腻而温婉。
她的家庭也一直是我们暗暗羡慕的，除了她自己工作稳定，那个老是被她亲切地叫为“小陈”的老公，憨厚而低调，做一点煤炭生意，早早就买了车买了楼。
2008年我离开郑州进入南都工作，生活的交集少了，共同话题也就少了。我慢慢淡出了那个圈子，虽然心里依旧留恋，但也仅剩下网上遇见时的简单问候。后来听说她老公开了家很大的饭店，不久后我出差路过郑州，我还特意去了。嘈杂的大厅里，从夫妻俩的脸上，我看到了明媚的希望。
2010年下半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在网上出现，不过奔忙中的我也没有过多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的一个好友悄悄告诉我，“焦姐出事了，她孩子打疫苗病重，现在北京住院”。“什么什么，打疫苗住院？”我闻所未闻。一个月之后，我正好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在空军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我看到了以泪洗面的焦素芳，以及她因为服用大量激素而全身浮肿变形的儿子陈逸卓。
为了给孩子治疗，那时他们已盘出饭店，“不够就再卖房子，我只要孩子”。我找不出更多的词汇，只能附和着，说是的，孩子在，希望就在。但仅一个月之后，就传来了孩子去世的消息。我震惊了，脑海里忽然想起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她无意间说的一句话：这些病房里还有好几个因为打疫苗住院的孩子。
庞大机器
一想到一对四十来岁的父母失去养到 13岁的儿子，作为旁观者，我的心都痛到痉挛。我想要一个答案。我想知道到底陈逸卓是孤例，还是真的有那么多孩子也正被疫苗的异常反应折磨。如果是后者，概率有多大？有没有可能避免？出事了能否赔偿，找谁赔？我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也会做父亲的。
我首先从导致陈逸卓殒命的甲流疫苗开始调查。从卫生部的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2009年 ）6月初，我国各家甲型 H1N1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从 WHO获得可直接用于疫苗生产用毒种，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7月 22日开始临床试验，经过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审评审批等各个过程，从 9月初开始陆续有 8家企业通过了甲型 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
仅仅不到 90天，一支用于上亿人注射的疫苗就高效率地走完了从立项、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全过程，对比西方几大疫苗巨头即便坐拥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领先多年的生产工艺，要推出一种疫苗也需要短则半年、长则几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形同儿戏。也正因为如此，甲流疫苗从上市就一直伴随着非议，而且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除了留下一些或死或残的孩子。
不久之后，2010年 3月，著名记者王克勤的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刊发，其核心就在于指出了地方疾控对疫苗冷链管理的缺失。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再一次引发人们对疫苗问题的忧虑。然而卫生部在调查之后，一边否认文中提到的大多数案例与疫苗有关，一边辩解说短暂高温暴露不会影响疫苗的安全性。事情又一次不了了之。
再之后就是 2010年 9月开始的全国性的强化麻疹注射，运动式的大规模注射又一次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异常反应报告，而这一次，连疾控中心内部的专家都忍无可忍，不断出来批评卫生部这一举措。上海疾控中心的陶黎纳甚至给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的公开信里写道：“这种‘宁可重复接种一千，不可遗漏接种一个’的一刀切做法已经严重脱离实际，既无法达到消除麻疹的目标，也对广大儿童的健康造成了没有必要的负面影响。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极为有限，但在麻疹与脊灰控制问题上，对已经常规接种的人群反复做强化免疫接种，浪费大量资源，还有不必要的安全性风险，实属折腾。”而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也说：“这令人遗憾！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这次的强化对于世界消灭麻疹没有丝毫的帮助，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暂时压制住麻疹发病增加的例数，但这样的运动不断开展下去，就是在滥用疫苗，助长对疫苗免疫不敏感的麻疹病毒蔓延，最终，反而可能导致加快疫苗免疫保护的失效，引起灾难性的后果。那种加大剂量，增加免疫次数，缩短免疫间隔，就可以增强免疫保护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反对归反对，但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短短 10天时间内就给 1.3亿儿童注射完毕。卫生部表扬与自我表扬，生产厂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又一批严重异常反应的孩子在暗处呻吟，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三年解
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利用其它采访的间隙暗暗寻访那些疑似的疫苗伤害病例，没有什么捷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走访，前后就这样
走访了60多家，足迹遍及全国。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不时地提醒自己避免被这种悲伤的情绪左右，从而成为疫苗受害者的代言人。我不想做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查看病历，求教专家，对家长的述说小心求证，找相关病例相互印证，在案例不断的重叠后，答案慢慢浮现了出来。
原来疫苗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从生产、监管、冷链运输到伤残鉴定，再到赔偿，漏洞百出，积弊深重且持续多年，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所谓天灾，就是主管部门政策层面的拍脑袋，不做调查研究就一刀切运动式地强制免疫；生产厂家垄断经营，不思进取，在一个被呵护的温柔乡里用三五十年前的技术安然生产今天的疫苗，导致我国的疫苗质量和安全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人祸，就是运输保存环节冷链系统的巨大漏洞和管理缺失，以及医务人员在操作时不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加甄别的注射。
出事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每个出事家庭的苦难却几乎是相似的，因为疾控中心垄断了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权，就导致每个出事家庭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强大对手，几乎难有赢的希望，求告无门，濒临绝境，上访就成了唯一能做的选择。上访，维稳，再上访，再维稳，永无宁日的苦旅，耗到你绝望为止。最极端的，辽宁葫芦岛的卡介苗异常 反应的家长杨玉奎，先是以寻衅滋事罪在北京被判刑五个月，不久之后回到葫芦岛又被劳教一年，到期后，又以“劳教期间表现不好”为由增加一个月。
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和程序上的严重非正义，卫生部很清楚，但从来没有真正试图去改变过，这么多年一直深沟高垒，外人无法窥其一斑，就连疫苗异常反应的数字也一直都是笼统的“百万分之一”。而真实的数字因为地方疾控的欺瞒可能连中国疾控中心和卫生部也不会知道，我自然也无法知道，但肯定远远不止于“百万分之一”，起码在我采访的这 60多个家庭里绝大多数的病例是不为疾控中心认可为疫苗异常反应的，很显然，他们也就不在统计之列。这还不包括在资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受害家庭并不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突然出现的伤残是疫苗造成的。在《疫苗之殇》见报之后，南都的热线都被打爆了，全国各地很多父母打过来电话反映看完报道才开始怀疑自己伤残的孩子和疫苗相关。而绝大多数父母在庆幸之余也会心有余悸，仅仅几天时间各大门户网站点击超 3千万，评论几百万，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
风险依旧
恐慌来源于无知。疫苗的风险公众多年来一直被有意无意地蒙蔽着，几乎一无所知。
2013年春天，H7N9汹汹而来，一时人心惶惶，在钟南山院士表态说暂时不需要研制相关疫苗后，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环境破坏的担心，甚至连对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忧心忡忡之后，不断累积的不安全感表现在对孩子上，便是把疫苗当营养品，恨不得给他打上全部的疫苗，好让自己的孩子在多舛的时代里刀枪不入。于是，每一种新疫苗都是在一种众望所归、翘首以盼的氛围中问世的。
此时我觉得，这篇长达 3年的调查到了该问世的时候了。
我无意制造噱头骇人听闻，也无意以这些受害家庭的苦难换取同情的泪水，这篇《疫苗之殇》旨在提醒家长们风险的存在，以及推动完善伤害之后的鉴定与赔偿机制，让那些已经失去健康的孩子和未来希望的家庭，能稍稍好过一些。因为他们不是小数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目前来看，我的第一个目的很显然达到了，但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在稿子见报后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就连五毛们的攻击也显得底气不足。而不回应，不作为，我的第二个目的就很难达到，虽然，期望一篇稿子改变一些存在多年的现实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我之所以还有幻想，同时也是我整篇文章的支撑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一番话——“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实际上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威领导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揭自己的短，而既然说了，他一定也有着推动整个疫苗防疫产业改革的初衷，毕竟，这些脱胎于过去卫生部下属的疫苗研发企业多年来与疾控中心利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仅凭一己之力很难真正触动它。
稿子见报之后，我在疾控中心的线人不断跟我透露着最新的进展，外面看起来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暗流汹涌，他们内部在如何应对这篇稿件上的态度上各方也是争吵不休，一直无法达成一致。而矛盾往往是改变的开始，这座巍峨的冰山会开裂么？我一直保持着这份幻想，虽然我也一直是个悲观的人。
后记：7月 20日，北京地区新确诊一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22日，二级市场生物疫苗概念股集体大涨，至收盘，多支涉生物疫苗概念的股票涨停。而达安基因申报的 H7N9检测试剂盒已获国家审批。
来源文：南都记者 郭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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