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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阳修的感动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周圣乔
寒冬的凛冽伴随着立春的时节而渐行渐远，但北方的大地依旧在春风如剪刀般的春寒交替中而犹豫徘徊、百废待兴。
相反，北京的紧张生活节奏伴随着务工人员犹如候鸟迁徙般的准时复工而不知不觉的在人群中躁动起来。然而，恰恰正是这一片翻滚的工作叫嚣，不经意间映衬出点滴的宁静。
而这份宁静的祥和仿佛瞬间又穿越了时空，得到了几个世纪前一代大家欧阳修的千年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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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八里桥综合大市场旁有这样一个人：一位衣衫大体但不得讲究、面容苍翠但神貌可掬的中年阿姨，她是一位自由出租司机，以蹲点接送来来往往于大市场的顾客为生计。年初的大市场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被新年备货的涌动推上了生命力的周期性高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每每路过于此总是看到那位中年妇女并不顾及耳梢旁几嘬零碎的糙发在眼前的随风飘动，躬身埋伏在小轿车的车顶，攥着一支古老的木杆中华铅笔，目不转睛的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好奇作祟，假装擦身而过而上前，令人吃惊的是一个普通而幼稚的小学生田字格练字本填满了一行行诸如“千”、“买”、“水”等等一个个简单到让人可笑的基本汉字。
瞬间的惊叹使我不敢推测什么，只是呆呆的站在一旁享受着这嘈杂的主流中一刻短暂的宁静，由惊叹变成尊敬继而为之感动。
对于知识，中国人有与生俱来般的向往；对于发愤而苦读的学子，中国人有与生俱来般的尊崇。
这并不是个别浅学夫子对于中国求学文化的浮表夸夸其谈，而是千百年来儒家士族文化主导下的“学而优则仕”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有机结合所孕育出的中国人对于“寒窗与勤奋”的独特情节。
即使是所谓“大字不识”对文化颐指气使的“文盲恶汉”在其粗俗浪荡的外壳之下，面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寒窗才俊，内心也会把对于被知识置身事外的嫉妒打翻抛掷。
因此对于拼尽青春而举于市的举人秀才，夹道欢迎的人群总是争相投来羡慕与谄媚的目光，虽然有参杂着对于潜在利益投资的不和谐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中国人像对于春节的稳定期盼与团圆感动的传统一样，稳定的向往，向往的感动。



（图）苏轼书法


提起唐宋八大家，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当代人来说都不陌生。
从韩愈、柳宗元到欧阳修、王安石，每一位大师不仅仅都能轻松驾驭如行云流水般成熟而又豁达的文章，还能够跳出文学造诣的范畴，在政治或是生活领域一番作为被后人所铭记。

如宋代一个以“醉翁”自居的宰辅重臣欧阳修，不仅仅留下了《醉翁亭记》这样的传世名作，更关键的是作为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之一的他，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多次主持、参与决策国家重大政治改革活动与政治实践，主持编纂了著名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并依靠自身宽容与长远的眼光，提携了一大批诸如苏轼、王安石等代表北宋文化基石的青年才俊。
但同样是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一员的曾巩，却在给予后人的印象与被推崇的地位上与其他七位大家有天壤之别。
似乎只有曾巩，既不像其他七位大家一样有流传千古的名诗、名词、名文，也不像三苏那样有名传九州的父子兄弟，更没有像欧阳修、王安石这样对于王朝的历史走向做过政治中兴、古文运动、社会改良的政治经济实践。”
但恰恰是这个最不为人知的“大家”，得到了北宋文坛领袖人物欧阳修人生史无前例的极高评价与私心偏爱：“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首诗的内容不是欧阳修自己所说，而是欧阳修的学生苏轼在一封专门请曾巩为自己的伯父撰写墓志铭的邀请信里作为与曾巩同门师生的第三人记述的。
宋代的文化繁荣与辉煌成就和宋代开国确立的文人治国基策的初始交融与其后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无形中抬高了文人阶级的自身定位并压缩了精英文人阶层的社会结交范畴。
欧阳修、苏轼都是北宋文坛、政坛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社会领军人物，自身的阶级属性与理想眼光不会使他们放下北宋文人故有的清高身段来阿谀谄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士人。
但能获得来自统治阶级精英阶层官方权威的认同，不仅仅说明曾巩的自身文学修养与立身素养卓尔不群，还在其他方面具有能够唤起同为“读书文人”惺惺相惜的志事情节。



（图）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汉族，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欧阳修对曾巩的感动不一般。
韩愈虽自年幼丧母失父，但嫂子郑氏将其视为己出并抚养成人。在北上长安考中进士后进入方镇幕府入仕，就职后开始独立赡养家人；柳宗元则是出生于河东地区的名门望族，殷实的家庭背景以及浓厚的家族文化对柳宗元的入仕成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欧阳修的父亲虽然早逝，但叔父欧阳晔同样的视为几出以及母亲的悉心教导也使得欧阳修的读书之道颇为顺利；而苏氏家族作为四川眉山家财雄厚的地主阶级家族，同样依靠经济实力使得苏轼苏澈兄弟读书入仕有了坚强的后盾；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作为地方官多年，官场的特殊利益输入配合母亲吴氏博闻强识的文化修养也使得王安石自少年就在北宋官场童星闪耀。
不论七大家族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他们本人在青少年时代的主要任务都是刻苦读书与准备入仕前的科举考试，在正式成为官场的一员之前，七大家基本没有为生活所迫而被迫承担家庭的生活责任。
但曾巩的特殊之处即在于他的读书经历不仅仅在中国专制王朝封建历史上做了寒窗苦读入仕学子的极端代表，而且在生活所遭遇之不幸可以说与七大家甚至是对于古往今来的莘莘学子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曾巩作为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书法家，他的文学造诣在后世历朝历代的官方文件和实践推崇中是有目共睹的。
但正是这个“八大家之一”为了家族的艰难生计而被迫在读书与生存之间疲于奔命，寒窗苦读整整二十一年。
而其中伴随的接踵而至的生活不幸与人世坎坷更是使得曾巩的心境之豁达不流世俗。



（图）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曾巩自八岁伊始便没有再能够体验到母爱的温存。
虽然从十四五岁开始伴随在父亲的仕路身边读书学习，但四年后父亲曾易在仕途上的遭人诘难而致仕还乡则正式宣告了这个家族的劫难。
曾巩的家庭成员很多，上有耄耋之年的祖母，中有知天命的父亲和继母，身下还伴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
对于封建大地主阶级或者是世袭罔替的封建贵族官僚阶层来说，人丁兴旺往往与家族的香火联系在一起，但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微薄的家族劳动收入使得曾氏家族只得与自古以来令最高统治阶级相忌惮的“无田以食，物屋以居”的“流民概念”而相连。
身为家族的长子，家族的生计的延续不得也只得挑在这个处在科举门槛对岸的书生肩上。
对于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尤其是家庭经济衰败、家族没落以及前辈有仕途经历的家族来说，读书不仅仅为了完成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入仕忠君概念以求大同社会实现的目的实践，更是为了通过读书入仕谋求中国传统官场潜规则之下的庞大而又无形的俸禄以达到扭转自身家族生存现状，以至温饱无忧甚至家族中兴或者家族振兴的目的。
因此，科举对于专制主义社会下大多数读书人来说，科举入仕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四书五经上那一排排飘有古典文辞浪漫气息的诗句与文章，从现实的功利角度来说，它的内在实质其实伴随着制度下的无奈并深深的与读书人未来的潜在自身利益与家族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剥夺了一个封建读书人的权利，往往就是将这个家族推入了沉重的徭役和地主无情剥削的深渊。
与七大家相比，曾巩实际上从十八岁开始就负担起生活的重担了。
为了家族能够略填空如浩野的草腹，年纪尚处媒郎的曾巩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四处奔走。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这其中不仅仅有曾巩一个风华正茂的读书人内心中对于现实生活安排的心酸与无奈，难以想象的是在他这一时期文章的字里行间还透露出那一缕缕对于生活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坚挺。
茅屋为秋风所破，曾巩不得不将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家族的糊口生存上，以至于直到三十二岁才结婚生子，在封建时代这样的晚婚结点是难以想象的。
但令欧阳修、范仲淹等精英阶层的读书人所更加赞叹的是自曾巩十八岁父亲被罢官归乡，一直到其三十九岁考中进士正式取得了封建官场的入场券，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曾巩蜗居在距京城千里之外的南丰茅屋中，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勤奋读书。
生活的窘迫并没有打消一个读书人对于诗之远方的追求，而一路走来的荆棘与困苦恰恰却成了豁达人生与锤炼精神的磨刀石。



（图）曾巩，《局事帖》


然而现实的反转剧情不舍得如此的小气。
宋仁宗嘉佑二年，在曾巩考中进士的同时，曾巩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一门六人同科进士。四年后，弟弟曾宰又考中进士。嘉佑七年，妹夫关景辉考中进士。又是四年后，兄长曾晔的儿子曾觉考中进士。又两年后，弟弟曾肇考中进士。
春秋十载之间，曾氏家族先后有十多人考中进士，尚且是在生计都无法保证基础的穷困家庭中涌现出数量如此之多的人才，即使是放眼整个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长河，虽然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空前绝古，也可以说是古今置史之内罕有的家族盛事。
而这个家族奇迹的发生的中心人物和幕后导演与编剧，就是曾巩这个为半亩方塘的学习时间都挤得发愁而又怀有青云之志的年轻读书人。
在强调脚踏实地的现实当下，抽象而泛泛无边的诗与远方是被大多数功利之人所不敢想象和篾于想象的。
但曾巩的成功和欧阳修的感动不仅仅局限于诗的开花的烂漫与远方的结果的浸润，而是在这逝者如斯夫的二十载华露中，用读书的寒窗瑟瑟和茅屋油光的暗淡无光达到学识上的“痛苦”积累、品行上的“艰辛”端正以及精神上的“被迫”豁达。



（图）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从第三人的客观角度上来看，曾巩的不幸是“痛苦、艰辛、被动”的，但是从曾巩自身的主观角度上来说，事实与否恐怕也只有始终不坠青云之志的曾巩自己知道了。
或许是欧阳修的感动理解起来有些宽泛，或许又是我们对于感动的定义有些苛刻。
但这感动绝不会停留在在一个当代社会遍地开花的艰难学子不负精神远方最终成功咸鱼翻身的童话当中。
而其中更加令人值得考究的是立身、立学、读书的关系。
现实对于远方的蔑视和对功利的渴求难道仅仅是一夜暴富的灰色激励导致的知识本位的坠崖吗？
或许那位顶着瑟瑟寒风却依旧匍倒在车顶享受着屡屡寒阳温暖的阿姨手下所记录的一行行“千”、“买”、“水”，就足以代替曾巩在今天再来回答一次这个简单的问题了。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